满族是如何汉化的?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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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“野蛮的征服者总是要被那些他们所征服民族的较高文明所征服,这是一条永恒的历史规律”。在明清之际,满族文化、经济均较汉族落后,伴随着清军入关、定鼎燕京,其语言文字、风俗习惯、生产方式等均因受汉族的影响而发生变化,史称汉化。

  清朝统治者在入关后,一直提倡满语、骑射,实际上自顺、康以来,满洲贵族及其子弟“日甚一日沉溺于汉族文学、书法、绘画”,不仅精通四书五经及唐诗、宋词、元曲,长于琴棋书画,且对宋明理学、佛老之道有所探究。除皇室以外,从龙入关的八旗将士根本不会说满语,其姓氏也从原来的复姓变为单姓,有的甚至采用汉姓。

  乾隆曾为此颁谕满洲八旗,“须以清语、骑射为常务”,“如与汉人互相唱和,较论同年行辈往来者,一经发现,决不宽贷”。尽管乾隆强调满洲会试先试弓马,合格者方许入试,但由于承平日久骑射多被废弛,《清文鉴》、《满洲源流考》、《八旗满洲氏族通谱》的编纂,也并未能唤起八旗子弟学习本民族语言的兴趣。

  旗地是满族固有的土地占有方式、经营方式,其特点在于:严禁土地买卖、典当;以庄园的方式组织生产;剥削方式以劳役地租为主,是建立在土地国有制基础上的,以超经济强制为前提的早期封建制的经营方式。

  尽管旗地严禁典当买卖,但八旗兵丁“授田甚少”,“征役甚烦”,“时有急需,称贷无门”,只得“指地借钱”,或“支使长租”,“其实与卖无二”。迫于旗地典当买卖日盛,康熙九年(1670年)颁布允许旗地在旗内买卖的谕令,以期遏制旗地外流人民。至乾隆初年,“旗地之在民者十之五六”,清统治者再次让步,同意旗地可以越旗买卖。

  八旗兵丁在圈地之后,“虽分土地,每年并未收成”,为维持生计,把土地租给汉民,“民人自种其地,旗人坐食地租”。

  真正按照庄园制进行经营的只有皇庄、王庄。而皇庄、王庄又分为投充庄(投充地所建)、老圈庄(圈地所建)。据《光绪会典》所载,“顺治初年,畿辅之民携地前来投者,各就其地而立庄,计庄百三十有二,不立庄者仍其户”,“每地一亩征银三分,草一束”,“系该投充等向佃户自行收取”。投充庄在建立之始,即以汉族租佃方式组织生产。

  只有老圈庄在较长的时间内保留了旗地的经营方式,在老圈庄内从事劳动的大多是被掠汉人的后裔。为保证皇室、王府的供应,一些庄头将庄园内的土地出租给庄园内的壮丁,只是在形式上保留庄园制。乾隆十年(1745年),清统治者下达放丁为民,“听其自谋生路”的谕令,在汉族高度发展的封建经济影响下,满洲贵族终于抛弃其原有的经营方式。

  清王朝在入关之前,尚未形成一套系统的统治思想,因而入关后迅速吸收汉族地主阶级的治国安邦之道。顺治十四年(1657年)二月,顺治在为位于宣武门内的天主教堂撰写的碑文中。赫然写道:“夫朕所服膺者,尧舜周孔之道;所讲求者,精一执中之理。”

  康熙即位以后,把程朱理学尊为正统,皇帝本人“潜心理学,旁阐六艺”,并于康熙九年(1670年)十一月颁布上谕十六条,提出“敦孝弟以重人伦;笃宗族以昭雍睦;和乡党以息争讼;重农桑以足衣食;尚节俭以惜财用;隆学校以端士习;黜异端以崇正学;讲法律以儆愚顽;明礼让以厚风俗;务本业以定民志;训子弟以禁非为;息诬告以全良善;诫窝逃以免株连;完钱粮以省催科;联保甲以弭盗贼;解仇忿以重身命”。康熙十六年(1678年初)十二月为《四书解义》作序:“盖有四子(指孔子、曾子、子思、孟子)而后二帝三王之道传”,“道统在是,治统也在是矣。历代贤哲之君创业守成,莫不尊崇表章,讲明斯道。朕绍祖宗丕基,孳孳求治,留心学问,命儒臣撰为讲义,务使阐发义理,裨益政治。”

  顺治初年,清政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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